中国篮球协会于2020年修订《国内球员聘用合同》，设立顶薪制度。单一球员最高合同年薪不得超过该赛季工资帽的25%。2023-2024赛季，CBA本土球员的顶薪数额为税前600万元人民币。这一数字与NBA动辄数千万美元的顶薪存在数量级差距，但在国内体育薪酬体系中位居前列。
顶薪制度的激励面向
顶薪为体制内球员提供了明确的经济目标。它是对顶尖竞技水平的直接货币化肯定。球员王哲林、郭艾伦、赵睿等人均曾签下顶薪合同，这代表了俱乐部对其核心价值的认可。在相对封闭的球员流动市场中，顶薪成为留住本土球星的关键工具。新疆广汇俱乐部曾以顶薪合同成功续约周琦，尽管后续产生争议，但最初凸显了制度的留人意图。
薪酬结构的规范化避免了无序竞价。设定上限理论上促使俱乐部将资源更均衡地分配于阵容建设，而非集中于个别明星。这为中层球员的生存与发展创造了空间。
顶薪制度潜在的束缚效应
顶薪合同附带严格的独家签约权。依据CBA规定，原俱乐部只需提供顶薪合同，即可锁定该球员的优先续约权。球员若拒绝签约，将面临无法在CBA联赛注册的风险。这极大地限制了顶级球员的自由转会。
周琦与新疆队的合同纠纷是典型案例。双方因合同履行与转会问题长期争执，导致周琦一度无缘CBA联赛。尽管最终通过特定规则转会，但过程暴露了顶薪制度下球员自主权的缺失。球员孙悦也曾因与北京首钢的合同问题，经历长达一年的“注册冻结期”。
600万元的税前顶薪，税后实际收入约在300余万元。相较于部分商业代言收入或海外联赛报价，其经济吸引力可能存在天花板。这可能导致巅峰期球员寻求海外发展，或削弱其持续突破竞技水平的财务动力。
制度设计的双重影响
- 对俱乐部：稳定核心阵容，控制薪资成本。
- 对顶尖球员：保障了国内顶级收入，但限制了流动选择。
- 对联赛：遏制薪资膨胀，但可能影响顶尖人才的国际竞争力。
顶薪制度是中国职业体育在市场化与原有管理体制间的折衷产物。它既是对球员价值的激励标尺，也是一道无形的流动壁垒。其最终效果，取决于联赛发展水平、球员议价能力与制度动态调整之间的持续博弈。